柳亚子

  20世纪，南社领袖、国民党左派柳亚子有着广泛的社会交往，其交往对象不仅包括革命领袖，还包括文化名流。其中，柳亚子与华侨的交往，引人注目。大致而言，柳亚子与华侨的交往集中在20世纪初年、抗战时期、抗战胜利后三个时期。

  为荷属泗水华侨鼓与呼

  武昌起义的成功以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令海外华侨欢欣鼓舞。1912年2月19日，荷属爪哇岛泗水华侨纷纷涌上街头，张挂中华民国的五色旗，燃放鞭炮，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不料，荷兰殖民当局在玛腰、甲必丹的怂恿下实行武力干涉，悍然枪杀华侨三人，伤十余人，逮捕百余人。华侨群情激愤，以停市抗议暴行。殖民当局变本加厉，出动大批军警强迫开市，又逮捕千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泗水事件”。

  事件发生后，柳亚子正供职于《天铎报》。这位25岁的年轻革命者以“青兕”为笔名，随即在《天铎报》上连续发表了五篇态度强硬、笔力遒劲的社论，大力声援泗水华侨。

  首先，柳亚子表达了对泗水侨胞的同情。“荷意华侨，再接再厉。兵队纵横，缇骑四出，搜掳之人已达千数，老弱妇稚又居其半。呼救无门，束手待毙。嗟我同胞，飘零异域，受荷人之奴隶、牛马之苦千百年数。以满清干政，无所控告。奔走革命，冀得一良好之政府，拯侨民于炭涂。讵料民国甫成，惨剧旋演。将共和国民反不如亡清奴隶耶！”柳亚子指出，包括泗水华侨在内的海外华侨，民国建立前，受到殖民当局的迫害，而腐败的清政府不管不问；海外华侨出钱出力，支持革命，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维护他们的权益，谁知民国建立后，依然“呼救无门，坐以待毙”，委实可怜！

  其次，柳亚子对荷兰殖民当局进行了口诛笔伐。“南洋一块土，皆我华人胼手胝足所经营。辟草莱，任土地，生聚既众，百废俱举。便无华人，荒荒热带，犹是长林丰草，毒蛇猛兽所盘踞，岂有荷兰人容地哉！”“荷人因之反客为主，驱使华侨，等于奴隶。……岂料爪哇泗水埠以升旗燃炮之故，遽触荷人之怒，杀我侨民，捕我志士，封我报社，截我来电。甚至合埠公愤，罢市抵制，犹以兵力恫吓，逼胁开市，谓非人道之蝥贼而何！”他指出，南洋的开发，离不开广大华侨的筚路蓝缕之功；荷兰殖民当局反客为主，屠杀驱逐华侨。

  再次，柳亚子还对玛腰、甲必丹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行径进行了声讨。“荷兰不道，虐我侨民。暴则暴矣。然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犹可恕也。爱国诸君亦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兽心人面、煮豆燃萁之玛腰、甲必丹，固俨然中华民族乎？彼等衣荷兰之衣，官荷兰之官，压制同胞，服从异族。忝为功狗亦不辞，亦已贱矣。”“此次革命功成，升旗燃炮，黄龙残影，不可复睹，宜其怂恿荷人出此恃害天理，灭绝人道之举也。夫玛腰、甲必丹，秩号异同，身犹汉种，而谬妄至此！”甲必丹制度是殖民者以华制华的产物。柳亚子指出，荷兰殖民者残酷镇压泗水华侨，其基于华夷不同种的立场，还可以理解；而甲必丹韩钟庆和玛腰郑泰兴与泗水华侨同为中国人，却为殖民者效力，仇视革命，品格已属不堪，更何况压制同胞，同种相残，是“狗彘不食”的禽兽。

  最后，柳亚子坚决主张以武力护侨。“所望临时政府除向荷兰驻华公使交涉之外，速派海军军舰若干艘，开赴泗水，以保护侨民为名，乘机观变。艨艟巨舰，横海而南。五色旌旗，招风迎日，有足以褫荷兰人之魂魄，而苏华侨之苦痛者。荷人苟自知理屈，畀我以相当之酬报，陈词伏罪，我亦不必求多于荷。若其负固不服，则虬髯扶余之事，岂尽小说家言！”柳亚子建议南京临时政府先礼后兵：一方面，积极与荷兰驻华公使进行交涉；另一方面，派遣海军到泗水，师出有名，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震慑殖民当局，维护泗水华侨的正当权益。

  “泗水事件”在南北双方政府的合作以及朝野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维护了泗水华侨的合法权益，赢得了广大海外华侨的普遍赞誉。虽然事件的结果未必完全如柳亚子所愿，他对南北双方政治态度的判断未必准确，其主张在事件解决过程中也未能全部付诸实施。但是，柳亚子坚决维护华侨权益，尤其是武力护侨的主张，题旨正大，符合广大海外侨胞的利益，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民族危急关头凝聚侨心侨力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从此，中华民族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柳亚子基于对民族危机的深忧巨患，主张团结包括广大华侨在内的海内外中国人抵御外侮，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时期，柳亚子与华侨的交往，主要与东南亚华侨及美洲华侨交往。

  九一八事变后，柳亚子投身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救护东北抗日将士，柳亚子协助何香凝成立国难救护队，并担任国难救护队后方理事会副主席兼经济部部长。1932年10月8日，柳亚子代何香凝起草《国难救护队后方理事会启》，盛赞东北义勇军“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的“伟大的牺牲”精神，并向海内外各界募集捐款。10月10日，柳亚子利用菲律宾岷里拉（马尼拉）中华商会主席许友超请求为该商会三十年纪念周刊撰文的契机，撰写《为国难救护队募捐告海外侨胞书》，介绍了何香凝的革命历史、国难救护队成立的基本情况，以及国难救护队的经济状况和募捐计划。在该文中，柳亚子高度赞扬南洋各埠侨胞为国纾难的义举。“最剀切动人的，是雪兰峩中华辟智学校总理郭晋仁先生和全体学生交来的一百五十元，说是逐日从膳食项下节缩而来的。”考虑到国难救护队经费即将告罄的困境，柳亚子向侨胞汇报了募捐计划。“所以我们定了一个向海内外热心各界募捐的计划，预算救护队经费，每月至多二千块钱，倘然能募足二万元，那就可以维持明年一年的工作了。这是如何的希望和祈求呢？”最后，柳亚子呼吁菲律宾侨胞为抗战慷慨捐赠。“菲律宾的侨胞们！自有革命历史以来，我知道你们是最最急公慕义的！……而且南洋各埠已有很好的成绩，我想菲律宾侨胞一定是不甘落后的。”

  1935年2月至3月，柳亚子随上海市政府观光团南游菲律宾。此时，山河破碎，柳亚子内心波澜起伏。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策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2月21日，柳亚子在乘坐的“杰克逊总统号”上为太白社创刊周年撰文，流泻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东三省丢了差不多三年有半，榆关、热河也一去不复，华北在敌人囊括之中。新仇旧恨，历历心头，真是一部二十六史，从何说起！”柳亚子此行旨在广结侨缘，汇聚侨力，共同致力于抗日救亡，如其途中所赋《赠刘沛泉、姚锡九、钟国权》中所陈：“愿与侨胞商大计，归来珍重固金汤。”此次南游，柳亚子除与菲律宾总督、马尼拉市长、监狱局副局长等政要交往外，还拜访了菲律宾总商会、马尼拉中华总商会、中华学会等华侨社团以及李清泉、许友超、桂华山、于以同等侨领。此行非常圆满，柳亚子受到了菲律宾侨界的热烈欢迎。华侨社团、侨领不仅招饮、招宴、陪游无虚日，而且在返程时惠赠手杖、烟卷、佩刀、鞋帽、花束、图书等礼物，以致柳亚子有“书生何计报琼瑶”之叹。这一良好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柳亚子在“泗水事件”中爱侨护侨的坚定立场赢得了南洋华侨的普遍好感，这为此行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柳亚子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他通过中华文化的纽带作用，激发海外侨胞的家国情怀，并与之产生共鸣。2月28日，柳亚子应邀赴太原堂招宴，有“莫但家风追故国，要凭文物作新民”之句。还有，柳亚子利用南社领袖的声名以及将娴熟的旧体诗歌作为应酬的工具。其间，柳亚子诗情勃发，每到一处，主动投赠，人赠一诗，加深了与侨界旧雨新知的感情。3月4日，柳亚子在离开马尼拉登船北返之际赋诗：

辛苦诸贤送海滨，桃潭千尺忆汪伦。

一家胡越原兄弟，隔水华菲似齿唇。

慷慨更怀南渡客，栖皇我已北归人。

缤纷彩缕应牢系，地角天涯惜此身。

  在诗中，柳亚子对菲律宾华侨的深情厚谊表示感激；他指出，广大海外华侨虽远离祖国，隔水相望，但依然是唇齿相依的兄弟；希望彼此牢牢维系中华血脉之情。

  此次南游，柳亚子与菲律宾华侨互励互勉。全面抗战爆发后，柳亚子辗转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艰苦备尝，但决不做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并将香港寓所改为“羿楼”，表达了与日本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及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李清泉、许友超、桂华山、于以同等侨领均为南洋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坚，其中，李清泉与陈嘉庚发起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担任副主席，有力支持了祖国的抗日战争，不幸于1940年10月27日病逝；许友超、桂华山因爱国反日，与其他四十位华侨领袖被日军逮捕判刑，在狱中坚贞不屈，后获释；于以同作为《华侨商报》社长，拒绝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于1942年4月15日与其他十一位侨领被日军枪杀。于以同殉难之时，柳亚子正辗转于东江、兴梅一带。由于音讯阻隔，柳亚子未能获悉故人成仁的噩耗，但他颠沛流离于南国大地，继续友人未竟的事业。

  除前述与东南亚华侨交往外，柳亚子还与美洲华侨交往。

  1940年12月，柳亚子离开上海，飞抵香港，开展文化救亡活动。旅港期间，柳亚子与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美洲洪门交往，共襄抗日大业。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战、同室操戈的反动行径。海内外各界纷纷响应，要求国民党当局悬崖勒马，保存国防实力，共同抗日。2月1日，柳亚子有感于美洲洪门等华侨社团操持正论，抨击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的义举，慨然赋《读美洲洪门总干部及纽约衣馆联合会通电，即书其后》：

孤忠天地会，馀派衍洪门。

谠论批龙正，人才屠狗尊。

天心终涣汗，民意岂沉沦？

便拟乘桴去，昭苏此国魂。

  是年底，柳亚子出席香港各界为欢迎美洲洪门领袖司徒美堂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还有最热闹的一次集会，是美洲洪门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的欢迎会，各党各派都参加，我和刘清扬女士两个人的演说，最为激昂慷慨，博得了全场上无数的掌声。”

  在结识美洲洪门后不久，柳亚子因友人介绍，得以结识美洲华侨李铁夫。李铁夫是广东鹤山人，是民主革命先驱，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油画大师，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此时，李铁夫寓居香港。柳亚子称：“他齿德俱尊，思想却十分前进，和我很谈得来。”这一时期，柳亚子与李铁夫交往颇密，不仅给李铁夫赠诗，而且还亲自到其寓居的九龙城画室拜谒，并陪其小饮。柳亚子将二人的交往载之于文，发表于当年的《光明报》上。文中记述二人的奇缘以及坚定拥护三大政策的共同立场。“李先生是一位出名的怪人，他从来不喜欢访问朋友。但今天李先生对我却特别表示好感，既经破例来看我，又和我无话不谈。他不娴国语，除由吴先生翻译外，又和我笔谈了好久。他写着：‘十分悦意与君常时讨论革命事，故望以后常时与君谈叙一切也。’……李先生临走的时候，我请求他一件事情，要他把五十多年革命的历史和最近拥护三大政策，着重民生主义的主张发表出来，作为党国领袖的南针。李先生已经完全同意我的请求。”此外，柳亚子还将二人的交往形之于诗，其中有云：“领袖群伦尊一老，各持椽笔卫吾华。”此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柳亚子与李铁夫的交往，其目的在于捍卫三民主义，推动国民政府对内联共，对外团结苏联、英国、美国等友邦，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正如柳亚子在1941年11月12日《华商报》上为孙中山诞辰七十六周年纪念撰文指出：“我们要以孙先生四十年致力于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而革命的精神自勉，我们要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要继续孙先生的遗训，踏着无量数殉国殉道诸先烈的血迹前进！”

  与华侨一起参加新中国建设

  抗战胜利后，柳亚子与包括爱国华侨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一道积极参加争民主、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先后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新中国成立后，柳亚子与包括华侨在内的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抗战胜利后不久，针对英国殖民当局挑唆当地土著殴打驱逐旅缅华侨的事件，柳亚子发表《告旅缅同胞书》，给予大力声援。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抗战期间被日本占领，抗战胜利后又重新被英国占领。柳亚子希望旅缅同胞迅速组织起来，“响应国内民主运动”，“造成一个和平、康乐、富强的新中国”，“那时候，不论缅甸人，不论英国人，还有谁敢欺负我们中国人呢！”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月4日，柳亚子等在港民主人士一百多人发表声明，热烈响应。1949年2月，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9月下旬，柳亚子与包括海外华侨民主人士一起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共商国是，并与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华侨领袖一起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此后，柳亚子与广大华侨一道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1950年11月26日，柳亚子赋《民主党派歌，用柏梁体，得三十三韵》。诗中所咏，首为中国共产党，其余包括华侨政党——致公党在内的九个民主党派、无党派。这首诗的命意极为显豁，即勉励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患难与共，为新中国的建设共同奋斗。该诗可与20天后柳亚子所撰《在毛主席的旗帜之下奋勇前进》一文参互并观：“我们有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还有英明伟大天生救主的毛主席，只要坚决地拥护毛主席的一切决策，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的。让我们在毛主席的旗帜之下奋勇前进！！！”（陈友乔）